从1915年银行家群体活跃于上海滩，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白银风潮整治金融业，期间二十年是民国银行家的黄金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涌现出陈光甫、宋汉章、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等一批通晓现代银行经营知识和管理制度的著名银行家。随着华商银行业的日渐壮大，他们意气风发，满腔家国情怀，在风云际会的特殊历史时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华章。
天地家国之间：特殊时代的使命与担当
民国时代是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频仍、人民苦难深重的时代。历史地看，彼时的银行家们尽管有很多历史局限性，但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他们仍以一己之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特殊贡献。大小不论，试举几例。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财政状况呈现“舍增税、借债及发行纸币三项，无他术也”的危机状态。由于准备金不足且滥发纸币，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达“停兑令”，命令中国、交通两银行的纸币不准兑现，应付款项不准付现，造成金融极度混乱。中国银行为民生、求自存而通电全国，决定纸币照常兑现，存款照常支付，迫使北洋政府财政部复电同意，危局之下维护了银行业的声誉，避免了金融危机，赢得了社会上的极大信任，促进了华商银行的发展。
因内战所需，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至1931年期间发行了30种公债库券，总额高达10.58亿元。后因政局不稳、抗战爆发等原因，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穷困潦倒，孙科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上海开会，主张停付公债库券本息。消息不胫而走，舆论大哗，社会恐慌。1932年1月12日，上海银行业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认为停付公债库券本息是“自害害民、自杀杀人之举”。自1月15日起，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已不敢开市。孙科当局在各方一片反对声中被迫让步，于1月17日明确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公债风潮方才平息，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得以保全。
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受政府指派，赴美国谈判并与之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光甫再次代表国民政府赴美接洽借款事宜。依靠良好的个人信用，先后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曾赠诗与之共勉：“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商人特使”陈光甫经手的借款按协议如期归还，在美声望进一步提高。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抵达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夸奖陈光甫，称其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
铁肩担道义：家国情怀的核心与灵魂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梳理那段历史和那些人物，可见其精神要义。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作为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民国银行家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中西方教育，眼光具有国际视野并富有时代性，能够跳出银行业而着眼大势和大局、希冀救亡图存、救国救民。他们从有利于稳定市场、稳定汇率、控制通胀、发展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的角度，多次在诸如国债兑付、币值改革等重大的财经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地看，这些举措大都有利于国计民生，为当时稳定市场、稳定政局、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积蓄国力、赢得后来全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一定基础。
舍身忘己的责任担当。在抗拒“停兑令”过程中，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为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中央法令，陈光甫、李铭等为不使北洋政府将二人免职，以法律为武器，分别代表中行持券人、股东和存户，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二人。因为诉讼未判决期间，政府将不能逮捕宋、张。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情况下，银行家们怀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决心，不顾一己安危，公然不惧反动政府打压与迫害，勇敢团结起来反抗当局倒行逆施，表现出了凛然大义，已然不再是一个逐利贪安的市井商人，倒是颇有些“义士”的风骨与悲情。
诚信至上且惜信用如命脉。诚信比黄金还重要。大历史碾压之下的民国优秀银行家们，无不视银行信誉为生存之命门与根本，他们既努力维护自己所在银行的信用，又千方百计联合起来竭尽所能维护银行业的声誉与民众对金融业的信心。中国银行抗击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事件，极大地增强了华商银行的声誉，确保了华商银行的存款稳定，避免了部分民族工商企业的破产，稳定了市场和经济形势，在当时帝国主义银行林立的金融乱局中为华商银行谋得了一席之地，为民族金融业的长远发展做出了贡献。
汇通天下而兴百业的执念。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银行凭借着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许多金融特权，基本控制了我国的金融业和经济命脉。以票号为主要形式的封建金融形态瓦解和消亡后，“北四行”(注：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的合称，是民国时期北方金融集团之一。)、“南三行”（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合称，是民国时期南方地区的金融资本集团之一。）等为代表的华商银行的建立和兴起标志着民族银行业的建立。1915-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1921年华资银行存款总额达5亿元。在与帝国主义银行激烈竞争中，华商银行在军阀混战、政局纷乱的营商环境中，艰难前行。据统计，抗战之前，仅在沪的中、中、交、农4大行存、放款总额分别达26亿元和19亿元，占全国各银行存、放款总额的58%和55%。银行家们借助金融工具，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经历民国初年的混乱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段珍贵的高速增长期，国力得到了一定恢复和发展，为后来的抗战积蓄了力量。
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灵魂。鼎盛时期，民国54家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创新是银行的命脉。在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滩，民国银行家们组织“银行家午餐会”、创办票据所、开办征信所、组建同业公会、发行《银行周报》等诸多举措，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使上海成为当年远东第一金融中心。无论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规模均雄踞亚洲第一。同期的上海还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同时也是全球最大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钻石现货交易中心、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
服务民生普惠百姓的营商理念。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1915年刚刚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确定了“服务社会，顾客至上”的根本目标，其方法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并率先在银行界开展“一元开户”、“服务上门”，率先开展货物抵押贷款、开办外汇业务……特别是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宣传，这在当时金融界是绝无仅有的。曾经有人嘲笑这个小银行的这种做法，拿了五百元要求开五百个存折，银行并不以此为耻，而是热情接待，此事一经传出，极大地扩大了对储蓄的宣传，名声鹤起。一视同仁，不嫌贫爱富的本质即是兼济天下的普惠。
新时代新精神：银行家“家国情怀”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时代给银行工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更加坚实、更富挑战的历史舞台。距离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奋斗目标不到两年，“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新时代需要银行家，更呼唤银行家精神。
准确把握新时代银行业的历史方位。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指出,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将发挥强有力的杠杆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银行业在经历了剥离不良资产、股份改造、引战上市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后，获得了空前发展。银行业的数量、规模、赢利能力、风控水平和服务能力都大幅增强。爆炸式增长之后，银行业本身与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一样，同样面临着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精细化管理、创新提高、实现国际化等重大历史课题。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这既是银行业的“立业之本”，也是银行家“家国情怀”的首要之义。站在历史的高度，如何在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深地融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值得每一位银行工作者思考。
深刻认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深刻地论述了货币、资本、信用与剩余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头活水。坚持实业为本，服务实体经济，是银行业的基本职能，是银行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也是防止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保证。从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看，金融背离实体经济，不仅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还会让银行业自身陷入巨大危机。资金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当代银行家应该对“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
主动深化乱象治理净化行业风气。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银行业市场乱象逐渐滋生蔓延，突出表现为公司治理不健全、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利益输送、违法违规展业、案件与操作风险、行业廉洁风险、互联网金融乱象频发等方面。这些乱象看起来纷繁复杂，色彩斑斓，扑朔迷离，其本质只有十二个字：背离初心，脱实向虚，舍本逐利。尽管监管部门在下大力气治理，但是“根”与“本”还在银行自身。银行行长、职业经理人与银行家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家国情怀”四个字。有这四个字，金融高管们就能控制住资本的贪婪而多一份坚守，有这四个字大行就会有大行的样子，就能发挥好示范、引领、骨干、支撑、稳定的“四梁八柱”作用；有这四个字，小行就有小行的追求，就可以“小而美”，就可以谋大义而不取不义之利。金融生态就能积极而健康发展。丢了这四个字，沦为资本的奴隶和逐利的工具是很容易发生的事。
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之所以是核心，因其控制货币分配，而货币分配直接决定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计民生。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信息时代、大数据背景下，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更加深入地植根于实体经济，深刻挖掘实体经济存在的客观真实金融需求，不断设计、创新、更迭新的金融产品，不断填补实体经济领域、社会微观领域的金融服务空白。要科学、准确地把握信贷投向，积极服务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等国家战略，积极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不断升级上移，要通过金融手段挖掘一切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促进国民财富最大化。
深耕普惠金融服务人民大众。习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优质的金融服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方面。普惠金融前提是“普”，核心是“惠”。服务好、保护好、发展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既是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也是立足市场定位不断获客进而发展壮大的前提，二者的出发点、落脚点完全一致。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和全球化金融市场中，银行业服务人民大众的金融产品和手段是更加丰富而不是不断减少了，服务人民大众的能力和本领是不断增强了而不是日益衰弱了。言而有信、公平买卖、童叟无欺、不欺不诈自古是做人根本和为商之道。市场约束和金融监管固然重要，银行家对消费者的“情怀”与“感恩”更加重要。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时代可以变迁而精神却可永存，银行家精神与家国情怀也是如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银行是国家公器，公器为公，公而利天下。银行家的“家国情怀”，概当如此吧……
